二、從“北方談話”到“南方談話”： 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逐漸形成
鄧小平的語言風格以朴實、坦率、簡潔著稱，用詞也十分准確。“本質”一詞，並非鄧小平的常用語。他進行的本質性的概括， 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確立，是一項偉大的理論創新，這其中既有整體構建、逐步完善的高端設計，也有各個理論板塊內部的突破創新、深刻總結。從“北方談話”到“南方談話”，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經歷了復雜而艱辛的過程。通過其中的幾個重要節點，可以清晰地看出鄧小平認識的逐漸深化。
1.1978 年：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本質中，“消滅剝削”實際上是最早確立的要素，這是從建黨伊始就明確了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忘記“消滅剝削”的最終目標，並且進行了深刻的社會實踐。
最初是以土地革命為主要標志的消滅封建剝削的斗爭。1934 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剝削及徹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頒布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雇農，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國有為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 冊，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645—646 頁。） 隨后是以社會主義改造為標志的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的斗爭。1954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杜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証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版，第451 頁。）1991 年7 月1 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7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將“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作為黨成立以來領導各族人民為中國進步做的第二件大事，並認為“這是我國幾千年來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版，第750 頁。）
對於“消滅剝削”，鄧小平是始終不渝地堅持的，早在1965 年他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歸根結底是消滅剝削制度。”（《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47 頁。） 遺憾的是，以“消滅剝削”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脫離國情實際，偏離了正確軌道，走向“一大二公”、“階級斗爭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最終，盡管沒有出現新的剝削階級，但是國家處於內亂之中，人民處於“共同貧窮”的狀態。
因此，在“北方談話”中，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首先是從否定的視角， 從反思人們感同身受的一些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格格不入的現象入手的。在鄧小平看來， 1978 年中國最大的社會現實，就是生產力落后，人民生活貧困。他不斷強調這種現象的嚴重性：“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 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 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 頁。）“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0 頁。）“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從現象上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從而引發了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思考。在堅持“消滅剝削”為最終目標的前提下，鄧小平提出了新的設想：“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 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顯然，這是鄧小平針對實際現象對社會主義本質進行的初步歸納，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總結。但是，這種歸納已經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尤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中的“根本”二字， 已經充分體現出鄧小平對這一問題的重視。這是鄧小平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一步。
2.1980 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
現象歸納呼喚著理論總結。1980 年5 月5 日，在會見幾內亞總統艾哈邁德?賽古?杜爾時，鄧小平使用了“社會主義本質”一詞。他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 頁。） 在這次談話中，他還使用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概念：“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隻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准。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 頁。）
從這段談話中我們可以得到三個明確信息：
首先，“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的提出， 表明此時鄧小平已經開始從理論層面考慮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他提出“如果搞不好， 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也反映出鄧小平的這種思考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在這裡，鄧小平依然是從否定的角度提出這個嶄新概念的，並未作出定義或者闡發內涵， 可見他尚未考慮成熟。
其次，這段談話揭示了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思考維度。他的思考是在三個層面上進行的：一是在根本目標和理想信念層面，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他明確表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我們認為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我們現在進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大前提。二是在歷史層面進行反思。他談到：“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三是在現實層面進行探索。他指出： “各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要考慮到國內各個不同地區的特點才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 頁。)
再次，此時鄧小平從現象上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已經比較明確，“發展生產力”已經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素。他用了“根據我們的經驗”這樣的表述，這表明這依然是現象的歸納。繼而他明確指出：“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這說明他已經將“發展生產力”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層次，而且這一概括顯然比兩年前的“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更具理論色彩。當時的其他情況，也印証了這一進展：隨著對外開放和農村改革初見成效，1980 年四五月間，鄧小平多次談到發展生產力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因此《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將這期間的四篇講話合為一篇，題目就叫《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
3.1985 年：提出社會主義要“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再一次明確談到“社會主義本質”，是在五年后的1985 年8 月21 日，這次他是為了說明改革的性質問題：“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 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是活了社會主義，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35 頁。）
這次談話，使“改革”與“社會主義本質”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社會主義本質論發展的重要一步。鄧小平明確地提出“改革” 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本質論中“解放生產力”的雛形。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集中論述了“解放生產力”的問題：“革命是解放生產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 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370 頁。）
這段話准確地說明了“改革”、“解放生產力”與“社會主義本質”的關系，而這種認識的明確開端，則是在1985 年。這年3 月7 日，鄧小平提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 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108 頁。）8 月30 日，他再次談到：“過去我們搞土地革命， 是解放生產力，現在搞體制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也是一場革命。”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72 頁。）
自此時起，“改革”成為時代強音，而“解放生產力”也進入到“社會主義本質論” 的理論版圖。它被放在“發展生產力”之前， 更突出了改革的重要意義。
4.1990 年：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1990 年12 月24 日，鄧小平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再次談到“社會主義本質”。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他談到了共同富裕問題。他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 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364 頁。）
這段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在同一年，他還說過：“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2 頁。） 隨著“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要素的確立，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各個板塊已經逐漸清晰。那麼， 這最后的一塊重要拼圖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鄧小平所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在1978 年的《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鄧小平就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 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當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裡的生產和群眾生活還很困難，國家應當從各方面給以幫助，特別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52 頁。）1984 年，鄧小平指出：“我們黨已經決定國家和先進地區共同幫助落后地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