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方史料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光明學術筆談】

　　 作為中國抗戰的“對手”，日本侵華軍隊、外交系統、情報系統在戰爭期間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國共產黨文獻史料，日本學界亦對中國共產黨保持高度關注，出版了大量著述。這些官方報告和早期著述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縝密分析，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它們從日方視角為我們闡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我們提供了開展深入研究的新史料與新視角。

　　日方視角的中國共產黨形象：“煮不爛、烤不熟、吞不下”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積極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钱柜娱乐app：大海之中。日方檔案史料對中國共產黨高度關注，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東亞和世界的未來影響深遠，具體來看，抗戰時期日本視角下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包括如下方面。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未來、東亞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有重大影響。早在1934年9月，日本大阪對華經濟聯盟編纂的專著《蘇聯與中國滿洲的共產運動》指出：“中國將走向何方，究竟會不會走向共產化？這對鄰國日本來說的確是一件大事，同時也是世界的大問題。”1941年2月，波多野乾一的《紅色中國的究明》一書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東亞新秩序”唯一的“障礙”。波多野乾一曾作為記者長期駐華，其關於中國的許多研究受到日本政府、軍方和情報部門的重視。

　　 日方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快速發展和關鍵作用，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快速發展是“世紀的奇跡”。波多野乾一於1937年8月出版《現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一書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初是隻有幾十個人的團體……今天已經擁有相當於中國約一個半省的蘇區，以及守衛蘇區的20萬共產軍，領導著數千萬的民眾。實在是讓人吃驚的發展速度，堪稱‘世紀的奇跡’。”東京朝日新聞東亞問題調查會於1937年2月主編並出版的《移行的中國》一書關注了中國共產黨在東亞政局和中國的重要作用，指出：“當今，共產軍已經成為東亞政局的一個值得注目的勢力。今后在東亞即將展開的各種情勢中，這個勢力都是無法忽視的。”“如果將中國比喻成一個火藥庫的話，共產軍就是接在上面的導火線。哪怕再小的火苗都有可能使之爆炸。”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煮不爛、烤不熟、吞不下”，既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1941年2月，波多野乾一在《紅色中國的究明》一書指出，盧溝橋事變滿三年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線的領導地位更加鞏固，比重不斷增加，中國共產黨與重慶政權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本質，“是煮不爛、烤不熟、吞不下的”。日本防衛部門在戰后出版的《華北治安戰》認為，對日軍來說，“中國共產黨游擊戰和地下工作異常巧妙”，“華北治安的症結所在，並非國民黨政府，而是中國共產黨”。

　　有力的對日宣傳瓦解：“領導中國思想戰的主體是共產黨”

　　 日方史料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最重視宣傳的軍隊”，在宣傳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專家中的專家”，“領導中國思想戰的主體是共產黨”。抗戰時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中日之間的宣傳戰白熱化，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1939年4月的檔案《共產黨對我軍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指出：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相關工作，“日軍……在思想戰方面處於甚為不利的形勢中”。該檔案承認日本開展的思想戰遜色於中國共產黨：“不得不說，在思想戰方面已明顯輸敵一籌”，“共產黨（軍）巧妙地爭取民眾，更對日軍不斷實施思想瓦解工作，將來實為值得憂慮之事。”中國共產黨有力的對日宣傳瓦解工作，在侵華日軍內部產生廣泛影響，對抗戰勝利發揮了積極作用。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有“偉大組織力和頑強行動力”。中國共產黨一貫注重通過軍隊政治部系統開展對敵宣傳工作，日方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部的相關情況。1938年11月侵華日軍編纂的內部資料《關於共產軍的政治部》強調，政治部是共產黨特有的組織，“擁有政治部是共產軍的重要特征”，並將政治部描述為“共產軍的核心”，強調“共產軍的原動力在政治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員都是“非凡的組織者”，其主要任務是宣傳軍紀風紀、鼓舞士氣、對敵宣傳等，“政治部的長處，在其偉大的組織力、頑強的行動力”（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C04120650600）。1939年2月印制的日本憲兵司令部資料《中國共產黨及共產軍對日軍后方的攪亂策動及宣傳工作概況》詳細梳理了從八路軍總政治部到各團政訓處乃至各連指導員的情況，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軍隊政治部系統的“宣傳組織相當堅實且有力”（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A03032317200）。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動員使用日本人，讓宣傳非常精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組織日本俘虜創辦覺醒聯盟、反戰同盟、解放聯盟等反戰組織開展系統的對日宣傳瓦解工作。《中國共產黨及共產軍對日軍后方的攪亂策動及宣傳工作概況》梳理了中國共產黨向侵華日軍散發的宣傳品內容，認為“最近的宣傳文極為精煉，漫畫增加甚多”，“可能利用了日本人”，“或動員使用了日本共產黨員”（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A03032317200）。1939年3月，日本內閣情報部檔案《華北共產軍的宣傳戰術》分析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瓦解工作時指出：“宣傳文是由日本兵或居留民所作，或命畢業於莫斯科和哈巴羅夫斯克共產大學者所作……《告日本士兵諸君》《日本共產黨反戰計劃》等，均為隻有日本左翼人士才能寫出的內容，所以效果很大。”（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C14010435500）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對日宣傳“相當巧妙且周密”。波多野乾一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宣傳充實激昂”，“無數的小冊子、小雜志被以一元或兩元的價錢銷售，像長了翅膀一樣被一售而光。”宣傳的主要內容包括民族解放、如何自衛、如何組織救亡陣線、學生運動、國難教育、婦女解放、兒童救國運動、從財政經濟角度看中日戰事等。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手法豐富多樣，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的《共產黨對我軍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1939年4月）列舉了報刊、傳單、喊話、廣播、俘虜工作等瓦解敵軍的方法，認為中國共產黨面向日本軍民開展的宣傳和俘虜工作“巧妙且固執”，面向中國民眾開展的宣傳動員工作“十分巧妙”（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A03032006400）。1944年，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的極密檔案《中共概說》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巧妙宣傳’這一說法，在日本新聞人士和重慶方面的中國人中被廣泛使用。事實上，研究中國共產黨的人都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善於根據時間、事件、地點和對象進行調整。然而，這種巧妙的宣傳並非偶然產生，而是經過周密准備和認真研究的結果。”（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A06033500100）

　　堅定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國抗日的主體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

　　 日方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斗爭中的作用，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斗爭“有相當的效果”，並作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運動的主體”“抗日的中流砥柱”等重要判斷。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抗日活動與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活動密切相關，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以抗日為唯一的旗幟”，擁有堅定抗日的決心。《移行的中國》一書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以及通過打倒中國封建勢力開展土地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著力點明顯向反帝問題上傾斜。到了1935年，共產黨採用新方略，其核心重點是，把日本當作當前的敵人，把全力集中於此”。波多野乾一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一書指出，“抗日救國聯合陣線是中國版的人民戰線運動，其主要特征是，以抗日為唯一的旗幟。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領導力非常之強。人民戰線運動，事實上是共產運動的一種形態。加之，中國共產黨的戰術非常巧妙……讓大眾注意力的焦點聚焦到抗日這一點上”。日方認定，反帝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一直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

　　 日方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運動的主體”，“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早在1937年9月，日本內務省的報告就指出：“中國抗日的主體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A04010503400）大阪對華經濟聯盟編寫的《蘇聯與中國滿洲的共產運動》系統梳理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反日斗爭並得出結論：中國反帝運動和反日運動的主體始終是中國共產黨。1937年9月，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的內部報告《共產國際對盧溝橋事變的策動》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運動的主體”。波多野乾一在《紅色中國的究明》中也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戰線中佔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1941年5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中指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2~763頁） 而上述《紅色中國的究明》出版於1941年2月，這本書關於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提出，比毛澤東同志提出中流砥柱問題早了三個多月。可見，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論斷，在戰爭“對手”角度看來也是有所共識的。

　　對中國未來的預判：“國民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共產黨絕不會垮台”

　　 日方多份史料對國共兩黨進行對比，並對國共兩黨的未來作出精准預判。整體上看，日方史料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動向，並對國共兩黨形成如下認識：

　　 領導民眾抗日的是中國共產黨而非國民黨。波多野乾一曾談道，“民眾不是奉著國民黨的旨意來抗日的。那麼，在誰的領導下行動呢？誰在領導抗日戰爭？答案極其簡單：中國共產黨”。1937年8月，他又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呼吁打倒國民黨的統治，建立全中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在中國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開展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的中國，“形式上為國民黨統治，靈魂則屬於共產黨”。波多野乾一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中指出，“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形式上體現了蔣介石的統一，靈魂則屬於共產黨”。日本檔案史料認為國民黨的抗戰不主動、不堅決。實際上，抗戰的精神力量主要來源於中國共產黨。日本檔案和早期著述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一盤散沙多有關注。1936年9月，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濟調查會的報告《中國紅色勢力的現階段》認為，南京政府對紅軍的“圍剿”力度不徹底，甚至可以說近乎無力。1940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的內部報告《中國抗戰力調查委員會總括資料》指出，“對國民黨來說，最關鍵的國內因素是中國共產黨擁有自己完全能夠統領的軍隊”，“最初國民黨是被中國共產黨強拉過來抗戰的，並且還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戰術”。日本學者草野文男於1942年3月在《抗日中國相剋的現勢》一書中關注了國共兩黨在民眾動員方面的差異，敏銳地指出，在民眾組織力、群眾訓練工作，以及把握工農階層訴求的口號運用方面，共產黨遠勝國民黨一籌。

　　 對國共兩黨的歷史命運作出准確預判：“國民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共產黨絕不會垮台。”1940年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的檔案《中國共產黨的對內政策及其工作真相》指出，“中國共產黨各級干部對中國四億工農階級都充滿了同情心”，“中國共產黨對工農階級的愛，可以戰勝一切”，“中國共產黨正在不斷獲得勝利”（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L21020111800）。1939年3月，日本內閣情報部的檔案《華北共產軍的宣傳戰術》對國共兩黨作出判斷：“國民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共產黨絕不會垮台。”（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號C14010435500）可以說，日方從“對手”的視角正確預判了國民黨的歷史命運，也准確預判了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的未來。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述的是抗戰時期日本館藏檔案和日本學者早期著述，其中絕大部分戴著“防共、反共、滅共”的有色眼鏡，有的檔案史料甚至對中國共產黨頻繁使用蔑稱，極盡詆毀之能事，充滿敵意。日方之所以如此，其最終目的是強調中國共產黨對日本、東亞和世界的威脅，主張“對日本來說消滅中國共產黨是國策上的最重要事項”（日本內閣情報部：《華北共產軍的宣傳戰術》）。因此，日本館藏檔案和早期著述中的這些記載雖為我們從“對手”視角闡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新材料與新視角，但在使用時仍需注意辯証看待、仔細甄別。

　　 （作者：趙新利，系中國傳媒大學廣告與品牌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館藏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史料整理與研究〔1921—194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