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理論聯系實際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作風，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精髓，也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必須堅持和踐行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在長期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由於經驗不足，曾犯了“左”傾盲動、冒險和教條主義等錯誤。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幾乎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根本性錯誤，就在於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完全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的前提條件和界限，也完全忽視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沒有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起來。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同“左”傾錯誤斗爭中認識到必須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實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原則。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937年7月、8月，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的高度批判了教條主義的學風，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全民族抗戰時期，毛澤東於1938年10月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強調：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1939年10月，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對黨的建設已經歷的三個階段進行了分析，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由於“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強調對於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第一次明確闡釋了“實事求是”這一概念的內涵﹔指出這種有的放矢的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

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指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

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把黨成立24年來形成的優良作風精辟地概括為“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道：“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這就為端正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和方法指明了方向。正是在黨的優良作風指引下，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中國人民迎來了社會主義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當時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對基本國情進行了系統和深入的研究，並從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闡明了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學習別國長處，借鑒別國經驗，走自己的路。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決議》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三大作風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的統一體，是黨鞏固執政基礎、實現執政使命的重要保証。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逐步形成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優良傳統與作風，也就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作風。毛澤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黨的歷史表明，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