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是統戰工作的典范”

採訪對象：汪毅夫，1950年3月生，台灣台南人。1987年11月起任福建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現代台灣研究所副所長。1997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台盟福建省委主委。1998年1月至200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長。2006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常務副主席，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國台聯會長。

採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採訪日期：2019年6月20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汪毅夫先生，您好！上世紀90年代中期，您是台盟成員，習近平同志是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請您談談你們是如何相識的？

汪毅夫：我們相識是1994年。當時近平同志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我是福建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所在黨派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那時候中共福建省委有一項不成文的制度，就是每個常委要交幾名黨外朋友，以促進統戰工作。根據安排，近平同志同我建立了聯系。我接到通知，去和他見面。在我的預想中，同市委書記談話應該是很嚴肅的。但見面之后，我深切感受到近平同志熱情親切、平和沉穩、真誠中肯，沒有套話、空話，更沒有官腔。我們第一次聊天就很愉快，很融洽，我覺得我們可以像朋友一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初次見面，近平同志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我們果真成了朋友。他不僅告訴我他辦公室的電話，也告訴我他家的電話，跟我說，你隨時都可以給我打電話。其后，我雖然從未給他打過電話，但和他接觸越來越多，我們之間經常聯系，時或有相談甚歡的機會。在我的記憶裡，近平同志找我談話是沒有預設話題的，單純作為朋友聊聊各自的讀書心得，談社會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一次我們談到《大藏經》，近平同志對《大藏經》及其涉及的多學科內容都很熟悉，這令我大為嘆服。我們的話題涉及歷史、文化、哲學、文學、社會心理學等，他的見解給了我啟發。當然，他也曾詢問我學術上的問題，我當時的回答往往是膚淺的。於今思之，頗感羞愧，又頗感動於他虛心傾聽的寬容。隨著交往的深入，我把近平同志視為一位志趣相投的“學友”，學術上的朋友。

採訪組：上世紀90年代末，你們開始在一個班子裡工作，工作當中有沒有碰撞出什麼“火花”？

汪毅夫：1998年，我任福建省副省長。1999年8月起，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代省長、省長。在一個班子裡工作后，我是他的助手。有時候，我們對工作有一些不同理解，因為熟知他的民主作風，所以經常直言不諱，表明意見。我性子比較直，有時候表達意見的方式比較沖，經常會直接說“這不對”“這件事不應該這麼處理”等等，甚至有一些話可能讓旁人聽來覺得刺耳。我發表意見建議的時候，近平同志從沒有表現出不耐煩，總是耐心地聽，有時還記在他的小本子上。

有一次，近平同志對我說：“毅夫，你敢於直言，耿直率真，這是你的特點也是你的優點。應該說，現在這樣的特點和優點是稀缺的，很好！”我說：“我對您講話才這樣。在別人面前，我當然也會想一想，要麼不講話、要麼講真話，不講話的時候多一些。”講到這裡，我們都笑了。

近平同志也很明確地對我說：“毅夫，你有意見和建議一定要提，你的意見我會很尊重，但我不會都採納，因為很多事情的處理我要通盤考慮。”我說：“提出意見和建議是職責所在，僅供您參考，我不固執己見。”回想起來，近平同志曾採納了我的部分意見，也曾採納我意見中的部分內容。

我是一名黨外干部，但近平同志對我是信任的，鼓勵我把握好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他經常囑咐我說，宗教無小事，對台無小事，涉外無小事。統戰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很重要。

近平同志善於團結黨外干部、知識分子，是統戰工作的典范。我曾對他說：“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您對黨外干部、知識分子的尊重是由衷的，我們都感受到了，都非常認可。”近平同志聽了以后說，共產黨人對黨外愛國民主人士當然要真誠。他說他從小就看到自己父親習仲勛同志對黨外干部、知識分子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十分尊重、關心，真心實意和他們交往相處，自己當然也會這樣做。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是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框架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無論什麼黨派，大家共同的目標都是中國的強大與發展，都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在這個目標上，是沒有黨派之分的。近平同志的這番話讓我既感動又很受教育，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我作為黨外干部，擔任副省長，分管省政府一些工作，同時我又是學者。我知道，這兩個角色不可混淆。作為省政府分管領導，我發表涉及宗教、兩岸關系的講話前，會主動把講稿給近平同志過目，如果有不妥之處，請他讓工作人員及時告訴我。近平同志多次對我的講話稿提出過意見，他的意見大多是肯定和鼓勵，讓我非常感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間，對加強宗教管理工作提出過一些意見，請您舉個例子講講。

汪毅夫：那我就講講對民間信仰活動的管理吧。由於歷史原因，福建的民間信仰活動場所和信民比較多，長期以來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