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紅軍電話兵在為總部架設電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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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16歲的他義無反顧地跟隨著一支篳路藍縷卻面容堅毅的隊伍，冒著隆隆炮聲，迎著陣陣硝煙，翻越雪山，踏過草地，走過二萬五千裡長征。

今天，他已經101歲，因為參加過長征，成為傳奇人物。當年的戰友大多數已長眠於地下，每每念及昔日的戰友，他都神情肅然，感慨萬千。5月25日，在遼寧省金秋醫院，記者見到了這位101歲的老紅軍——黃友端，親耳聆聽老人家在長征路上的傳奇故事。

101歲的黃友端笑瞇瞇地坐在沙發裡，沙發后的牆上，大紅底燙金的“壽”字分外醒目。這個“壽”字，他當得起。據遼寧省委老干部局主任陳文東介紹，目前我省健在的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隻有24位了。

愛吃甜食，愛喝咖啡，愛看電視劇，高興的時候還會點上一支煙，和年輕人逗逗樂。除了腿在去年意外摔傷不能行走外，101歲的黃老身體狀態一直很好，聲音洪亮，思路清晰。

說起戰爭年代的戎馬生涯與坎坷經歷，老人總是淡然一笑，他說自己的一生極為平凡，沒有必要炫耀。

剛參加紅軍時，有一件棉衣服成了最大的奢望

“我是1932年1月正式參加鄂豫皖紅軍的，當時才16歲。由於我的個子矮，拿不動槍，隻得在11師33團1營當了勤務兵。參加紅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頭換面’，當時紅軍不發統一服裝，我從家裡出來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褂要剪短，於是長袍子被剪成了半截身。”黃友端回憶。

黃友端跟隨紅四方面軍先后轉戰湖北、河南、陝西、四川。沿途飢一頓飽一頓的，就盼著打土匪打土豪，可以吃頓飽飯。天氣逐漸轉冷了，紅軍戰士大部分還穿著單衣，真是飢寒交迫。當時的黃友端還穿著學徒時的半截長衫，能有一件普通的棉衣服成了他最大的奢望。

黃友端說，最苦要算翻越人跡罕見的大巴山了。此山橫亙於川北和陝南之間，山勢險峻，道路崎嶇，荊棘叢生，氣候惡劣，當地人叫它“二百一”，即上山70裡，山梁70裡，下山70裡，一天翻不過，必須要在山上宿一夜。當時已是11月底，上山前，指揮員傳下消息說，每個人都要背一捆稻草或柴火。黃友端並未當回事，因為山下還熱得可以洗澡。可是一爬到山腰，逐漸下起小雨，再向上爬就下小雪了。到了山頂，已經下起鵝毛大雪，冰天雪地。由於空氣稀薄，高山缺氧，戰士們越走越吃力，腳下的草鞋結成冰，腳趾凍得麻木。戰士們墊上稻草，你拉著我，我牽著你，慢慢行進著。

夜間寒風刺骨，戰士們凍得直打顫，隻好幾個人背靠背圍擠在一起，相互用體溫來取暖，下面鋪上稻草，上面再蒙上一個線毯和衣而眠。當天邊剛剛泛起一絲白光，隊伍又開始行軍了。黃友端記憶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行軍中看到戰友們像雕塑一樣坐在那裡，等走到跟前，發現他們已經犧牲了，永遠留在了這座山上。

經過3天艱苦的行軍，終於翻越了大巴山。下山后餓得不行，黃友端誤把桐油當菜籽油吃了，結果拉肚拉了好幾天。盡管如此，大家還是非常高興，畢竟結束了近3個月的跋山涉水。

在通江縣，當上了讓人羨慕的電話兵

說起自己當電話兵，黃友端說：“那是紅軍創建了川陝蘇區后，隨著戰事的推進，軍內奇缺電話兵和司號員。”

1933年4月，在通江縣，也就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所在地，黃友端參加了第一批有線電話訓練班，經過近兩個月的學習，正式成為紅四方面軍司令部電話總隊的一名電話兵。

黃老回憶，當時紅軍把電話兵看得很重，一看見電話兵帶來了電話機，就如獲至寶。

電話機一般都安裝在部隊首長的住處，電話兵分秒不能離開電話機。由於線路不好，都是單根線通話，遇到刮風下雨不是電鈴不響，就是聲音很小，所以要晝夜拿著電話機查聽。大約每隔十幾分鐘就要試線一次，發現斷線，不分晝夜立刻出去查修。線路大都架在森林草叢中，深夜查線更是難上加難。由於沒有備用電話機，途中行軍叫線，每走一段就要用手拉一拉線，判斷是否斷線。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都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把線叫通。

當時最讓他頭疼的是接聽傳達電話內容。黃老說，在二三百裡的距離中通話，往往首長講的話聽不清楚。因為很多首長說的都是方言土語，相互通話很難聽懂，這時就需要電話兵來幫他聽轉電話，加上電話聲音又小，如若傳錯一句話，就會造成嚴重后果，電話兵負有重大責任。所以，每傳一次話都是提心吊膽、滿身是汗，生怕把電話內容傳錯。常常一句話要復述好幾次才傳達給首長，全憑電話兵靈敏的聽覺能力。

黃友端雖然沒有文化，但非常喜歡琢磨電話機，經常偷偷將電話機拆開，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能聽到對方講話，並把電話機的結構、連線畫出圖來，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和研究，黃友端可以解決一些小毛病。各軍部電話機有故障時，常常找他去維修，他成了當時小有名氣的電話兵。

黑夜裡，朱總司令派人送來馬燈

1935年11月初，紅軍南下，翻越瀘定嵐山進入天全縣城，總部設在仁義鄉程家村。

一天傍晚，電話班裡隻剩下黃友端在值班，其他兩個戰友出去查線路了。“電話旁的麻油燈一跳一閃地亮著暗黃的微光。白色的小瓷碗盛著燈油，半截捻子浮插在上面。由於點得時間有些久，捻子沉到燈油裡面，小房子裡忽地漆黑一團。我就摸著黑去找燈芯，這個時候電話鈴聲響了起來。”黃友端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摸摸索索地拿起電話，朱老總濃厚的川北口音傳過來，‘你怎麼不接我電話啊？’我向朱老總講了當時的處境。朱老總說，‘你為什麼不去后勤部要？’我就說，‘說過，但是沒有要到。’朱老總沒有再講什麼，就挂斷了電話。”

過了半袋煙的工夫，兩個紅軍戰士過來了。一個稍稍年輕的戰士對黃友端說，“我們是朱總司令的警衛員，給你送馬燈來了。”邊講邊把馬燈放在了木桌上。黃友端興奮地端詳著朱老總的馬燈，锃明瓦亮的玻璃罩，黃銅的金屬燈架有些鏽跡和印痕。“那個時候，馬燈是紅軍的寶貝，非常稀罕。”當黃友端旋開油嘴，扭亮燈芯，煙熏火燎的小屋子一下變得通亮雪白了。警衛員沒有馬上走，他告訴黃友端，擔心你人手不夠，朱老總命令兩個警衛員要堅守到查線人員回來才能返回。

黃友端向記者講起這段經歷時，臉上泛起激動的神情。他告訴記者：“朱德總司令那個時候在左路軍，他臉龐消瘦、胡子很長，人好，體貼部下，一雙慈愛而有神的眼睛，透著安詳溫厚。”

走出草地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7月，黃友端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第三次過草地。黃友端說：“沒有吃的是最大的困難。”

在過草地之前，戰士們做了不少准備工作，把大米用水泡，用鍋炒，做成黃黃的糌粑炒面，每個人背了滿滿兩袋子。7、8月份又逢雨季，草地上一潭潭積水很深，稍不留意就會陷下去，有些戰士就陷下去犧牲了。這裡氣候極為惡劣，雨雪風雹來去無常，夜晚，穿著單衣的紅軍，每個人隻披著薄毯子互相取暖。如果遇有難得的星空，大家就會談得很晚。黃友端說，那時他所在的電話班會互相講講故事，最高興的就是回憶如何斗地主。

到最后，每個戰士的米袋子都空了，袋縫中還殘剩一點，每天用舌尖舔一舔。餓得沒辦法了，隻好去採野菜吃，於是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東西成了紅軍的果腹之物。白天行軍採一大包野菜，用水泡后切碎，如果吃了肚子沒有疼或者沒拉肚子，晚上大家會坐在一起認真地描述葉子是什麼樣子，開會交流經驗。

提起吃牛皮帶的